（本文作者為傅滿舟，來自中國的創業者、經濟學愛好者，一個小團隊的創始人/CEO。）

無力。

這就是從1月20日鐘南山揭開武漢疫情的蓋子之後，十五天來我的感覺。

儘管作為一個雞賊的利己主義者，我1月初就心血來潮把父母家人送去海口度假，後來又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，趕緊買了口罩，春節后買了紫外線消毒燈自製消毒箱，豆瓣遇到求助帖必轉，給韓紅基金會捐了錢，我依然覺得自己非常無力。

原因很簡單，我這些小小伎倆，在病毒面前都不堪一擊。

我只是幸運的沒有住在武漢而已，如魯迅先生所說，我的本領只是「倖免」，我不住在武漢，我不住在汶川，我不住在天津，易地而處，誰的命運也不見得有多好，但誰也不明白，死的說「阿呀」，活的高興著。

無力催生思考。不能立行，尚可坐言。這幾天我心心念念的都在想一個問題：

大概因為我們也是一家做Web 3的公司。去年8月份我去柏林參加Web 3 summit，問了Web 3基金會某位創始人一個問題：我們做了這麼多去中心化應用，比如貨幣，比如媒體，什麼時候這些應用會被大眾接受呢？老頭沉思著說，嗯……等到經濟不行了……政府濫發貨幣……禮崩樂壞……人民絕望了……blahblah……原來去中心化就是等著中心不行了嗎？！把我的會議門票錢還給我！

事實上，反觀歷史，混亂通常帶來強權。

公民把權利讓渡給政府，就是為了換取安全。

在其他事件比如大火，比如地震面前，我們雖然力量微薄，但依然能做點事情；但在瘟疫面前，我們自身就是傳播病毒的載體。

我們所有關於去中心化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個體的主觀能動性，建立在基於自由市場的人與人協作之上。

這個問題似乎又可以拆成三個問題

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，DAO是不是會比中心化組織更透明？進而，這種透明會引髮烏合之眾的群體恐慌？還是喚醒公民的集體合作意願？

我們把這個宏觀的問題落地到一個更實在的問題：冠狀病毒的真相，應不應該一開始就披露？

在此時此地，我想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，中國官媒一誤再誤，慘狀不忍目睹。獨立媒體、社交媒體和官方媒體，哪些更值得信任？紅十字會和韓紅基金會，哪個更值得信任？為什麼基層醫療機構和基層社區繞過行政管理層級，直接向公眾求助？

靠官僚，不如靠人民。

人民，這是一個奇怪的詞。

作為整體的，抽象的人民是崇高的，作為個體的，具體的人民是卑微的；抽象的人民是強大的，具體的人民是無能的；抽象的人民是睿智的，具體的人民是愚蠢的。

一談到經濟，我們就講失控，蜂群，湧現，並且也確實出現了湧現；但一談到其他的事兒，我們就講烏合之眾，中國國情。

睜開眼看看，飯圈女孩的行動力比行政組織還迅速。為什麼不能給人民一個機會？

「烏合之眾」的迷思理清了，後面還有第二個迷思，就是我們常說的「集中力量辦大事」，集中力量是不是一定要依靠中心化組織？

我們還是把這個問題落地到一個更實在的問題：DAO能不能在十天之內，建成一座火神山醫院？

集中力量辦大事 V.S. DAO

這個問題乍一想，似乎絕對不可能。但我覺得未必。

我自己親身經歷過兩三次，主導過一次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過程，所謂集中力量，核心是兩點，調集一切資源，放開一切管制。

在中心化組織下，這兩點都要求極高的權力，所以必然是「一把手工程」，總理不下死命令，這事情都不一定推得下去。

但想想看，調集資源這件事，其實在市場機制下是用價格可以解決的，而放開管制這件事，在去中心化組織（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）下本來就沒有管制。

而且，我自己也不認為，大事就一定比小事重要。

我自己做過兩年公益組織，有件事一直讓我印象特別深，甘肅的一個貧困縣，孩子們都在破房子裡上課，後來政府出資，蓋了一棟四層的教學樓。

這本來是個特好的事兒，但教學樓蓋完了，孩子們還是在破房子裡上課？為什麼呢？因為政府只撥了蓋樓的錢，沒撥買桌椅的錢，有樓沒桌椅，孩子們在破房子裡眼巴巴的等著政府撥第二筆款。

我們都熟悉預算是怎麼操作的，這筆錢下來估計得一年。

後來我們湊了點錢，請木匠把舊桌椅全部翻修刷漆，也配了點新的。孩子們終於可以在寬敞明亮的新樓上課了。事情就是這樣，大事都是外表看起來威風，可實際粗糙。有樓房沒桌椅，有醫院沒床位，把患者隔離在酒店卻連體溫計都沒有。

我一直覺得，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，一定也有中心，有市場化的多中心相互競爭。

也會有集中力量辦大事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，會有許許多多自發的小行為去填補那些大事下面邊邊角角的細節。細節很小，但細節決定成敗。

兩個迷思都堪破了，最後回到第三個我最糾結的問題。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直白的表達：

這是經典的火車難題。你不能用「這就是責任」一句帶過。病人的命也是命，醫生的命也是命。當然我們可以說，醫生更懂行，能更好的防護自己。

那我們換個話題，DAO能不能更有效地分配口罩？

為什麼分口罩這個話題這麼重要？不僅僅是因為武漢紅十字會引發的對特權和亂象的質疑。

我們理性的計算一下，1月30日工信部披露的數據，我國口罩最大產能是每天2000萬隻，佔全球50%，也就是說全世界每天只能生產4000萬隻口罩，而新冠病毒已經傳播到全國，中國一共有14億人口，每人每天可以分到0.28只。

這意味著，如果口罩平均分配，我們每4天才能出一次門。

這是一個標準的稀缺資源分配問題，經濟學本來就是解決稀缺資源分配的。

但問題在於，這是一個附加了公共安全屬性的稀缺資源。口罩事關生死。

無論是口罩，還是醫生，這些現象背後是一個問題，在去中心化的組織下，我們如何犧牲一部分個體，去保護組織的完整？

道德問題與博弈論

這是一個道德問題。我們前面講過公共物品，道德其實就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，是我們每個人給社會貢獻的外部性，用來幫助我們避免囚徒困境。

開放社群內的博弈，可以看作是無數人的單次博弈，顯然，在博弈中，理性的參與者必然會選擇不合作策略，這種不合作策略擴展到全體參與者，就會導致公地悲劇和雙輸的結果。

比如隨地吐痰，亂丟垃圾；或者換個例子，戰爭中谁愿意衝上前線，承受為國捐軀的風險？瘟疫中谁愿意衝上前線？上海老醫生說，不能讓聽話的人吃虧。

說得多隱晦啊。

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範，其價值就在於促使個體在博弈中選擇合作策略。

此處的道德，用「集體主義」替換也可以，集體主義的價值就是促使個體選擇合作策略，個人主義的缺點就是在博弈中選擇自私策略。

集體主義的弊端在於被利用，個人主義的弊端在於囚徒困境。

當然，中心化組織未必做得更好，但這個問題去中心化也要面對。

在中心化的場景下，是什麼樣的政府造就什麼樣的人民，在去中心化的場景下，是什麼樣的人民造就什麼樣的政府。

以上就是在瘟疫的日子裡，我的一點點思考。反思中心化的弊端，想一想去中心化怎麼做起來，坐言是為了立行。

古人說，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，而對我們來說，靜言思之，不如奮飛。

期待在災難的洗禮之後，我們會更理解自主和自助，期待中國出現更多更好的，基於區塊鍊和去中心化精神的公益組織。

轉貼自： 動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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