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文作者為傅滿舟,來自中國的創業者、經濟學愛好者,一個小團隊的創始人/CEO。)

無力。

這就是從1月20日鐘南山揭開武漢疫情的蓋子之後,十五天來我的感覺。

儘管作為一個雞賊的利己主義者,我1月初就心血來潮把父母家人送去海口度假,後來又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,趕緊買了口罩,春節后買了紫外線消毒燈自製消毒箱,豆瓣遇到求助帖必轉,給韓紅基金會捐了錢,我依然覺得自己非常無力。

原因很簡單,我這些小小伎倆,在病毒面前都不堪一擊。

我只是幸運的沒有住在武漢而已,如魯迅先生所說,我的本領只是「倖免」,我不住在武漢,我不住在汶川,我不住在天津,易地而處,誰的命運也不見得有多好,但誰也不明白,死的說「阿呀」,活的高興著。

無力催生思考。不能立行,尚可坐言。這幾天我心心念念的都在想一個問題:

大概因為我們也是一家做Web 3的公司。去年8月份我去柏林參加Web 3 summit,問了Web 3基金會某位創始人一個問題:我們做了這麼多去中心化應用,比如貨幣,比如媒體,什麼時候這些應用會被大眾接受呢?老頭沉思著說,嗯……等到經濟不行了……政府濫發貨幣……禮崩樂壞……人民絕望了……blahblah……原來去中心化就是等著中心不行了嗎?!把我的會議門票錢還給我!

事實上,反觀歷史,混亂通常帶來強權。

公民把權利讓渡給政府,就是為了換取安全。

在其他事件比如大火,比如地震面前,我們雖然力量微薄,但依然能做點事情;但在瘟疫面前,我們自身就是傳播病毒的載體。

我們所有關於去中心化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個體的主觀能動性,建立在基於自由市場的人與人協作之上。

這個問題似乎又可以拆成三個問題

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,DAO是不是會比中心化組織更透明?進而,這種透明會引髮烏合之眾的群體恐慌?還是喚醒公民的集體合作意願?

我們把這個宏觀的問題落地到一個更實在的問題:冠狀病毒的真相,應不應該一開始就披露?

在此時此地,我想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,中國官媒一誤再誤,慘狀不忍目睹。獨立媒體、社交媒體和官方媒體,哪些更值得信任?紅十字會和韓紅基金會,哪個更值得信任?為什麼基層醫療機構和基層社區繞過行政管理層級,直接向公眾求助?

靠官僚,不如靠人民。

人民,這是一個奇怪的詞。

作為整體的,抽象的人民是崇高的,作為個體的,具體的人民是卑微的;抽象的人民是強大的,具體的人民是無能的;抽象的人民是睿智的,具體的人民是愚蠢的。

一談到經濟,我們就講失控,蜂群,湧現,並且也確實出現了湧現;但一談到其他的事兒,我們就講烏合之眾,中國國情。

睜開眼看看,飯圈女孩的行動力比行政組織還迅速。為什麼不能給人民一個機會?

「烏合之眾」的迷思理清了,後面還有第二個迷思,就是我們常說的「集中力量辦大事」,集中力量是不是一定要依靠中心化組織?

我們還是把這個問題落地到一個更實在的問題:DAO能不能在十天之內,建成一座火神山醫院?

集中力量辦大事 V.S. DAO

這個問題乍一想,似乎絕對不可能。但我覺得未必。

我自己親身經歷過兩三次,主導過一次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過程,所謂集中力量,核心是兩點,調集一切資源,放開一切管制。

在中心化組織下,這兩點都要求極高的權力,所以必然是「一把手工程」,總理不下死命令,這事情都不一定推得下去。

但想想看,調集資源這件事,其實在市場機制下是用價格可以解決的,而放開管制這件事,在去中心化組織(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)下本來就沒有管制。

而且,我自己也不認為,大事就一定比小事重要。

我自己做過兩年公益組織,有件事一直讓我印象特別深,甘肅的一個貧困縣,孩子們都在破房子裡上課,後來政府出資,蓋了一棟四層的教學樓。

這本來是個特好的事兒,但教學樓蓋完了,孩子們還是在破房子裡上課?為什麼呢?因為政府只撥了蓋樓的錢,沒撥買桌椅的錢,有樓沒桌椅,孩子們在破房子裡眼巴巴的等著政府撥第二筆款。

我們都熟悉預算是怎麼操作的,這筆錢下來估計得一年。

後來我們湊了點錢,請木匠把舊桌椅全部翻修刷漆,也配了點新的。孩子們終於可以在寬敞明亮的新樓上課了。事情就是這樣,大事都是外表看起來威風,可實際粗糙。有樓房沒桌椅,有醫院沒床位,把患者隔離在酒店卻連體溫計都沒有。

我一直覺得,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,一定也有中心,有市場化的多中心相互競爭。

也會有集中力量辦大事,但更重要的是,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,會有許許多多自發的小行為去填補那些大事下面邊邊角角的細節。細節很小,但細節決定成敗。

兩個迷思都堪破了,最後回到第三個我最糾結的問題。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直白的表達:

這是經典的火車難題。你不能用「這就是責任」一句帶過。病人的命也是命,醫生的命也是命。當然我們可以說,醫生更懂行,能更好的防護自己。

那我們換個話題,DAO能不能更有效地分配口罩?

為什麼分口罩這個話題這麼重要?不僅僅是因為武漢紅十字會引發的對特權和亂象的質疑。

我們理性的計算一下,1月30日工信部披露的數據,我國口罩最大產能是每天2000萬隻,佔全球50%,也就是說全世界每天只能生產4000萬隻口罩,而新冠病毒已經傳播到全國,中國一共有14億人口,每人每天可以分到0.28只。

這意味著,如果口罩平均分配,我們每4天才能出一次門。

這是一個標準的稀缺資源分配問題,經濟學本來就是解決稀缺資源分配的。

但問題在於,這是一個附加了公共安全屬性的稀缺資源。口罩事關生死。

無論是口罩,還是醫生,這些現象背後是一個問題,在去中心化的組織下,我們如何犧牲一部分個體,去保護組織的完整?

道德問題與博弈論

這是一個道德問題。我們前面講過公共物品,道德其實就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,是我們每個人給社會貢獻的外部性,用來幫助我們避免囚徒困境。

開放社群內的博弈,可以看作是無數人的單次博弈,顯然,在博弈中,理性的參與者必然會選擇不合作策略,這種不合作策略擴展到全體參與者,就會導致公地悲劇和雙輸的結果。

比如隨地吐痰,亂丟垃圾;或者換個例子,戰爭中谁愿意衝上前線,承受為國捐軀的風險?瘟疫中谁愿意衝上前線?上海老醫生說,不能讓聽話的人吃虧。

說得多隱晦啊。

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範,其價值就在於促使個體在博弈中選擇合作策略。

此處的道德,用「集體主義」替換也可以,集體主義的價值就是促使個體選擇合作策略,個人主義的缺點就是在博弈中選擇自私策略。

集體主義的弊端在於被利用,個人主義的弊端在於囚徒困境。

當然,中心化組織未必做得更好,但這個問題去中心化也要面對。

在中心化的場景下,是什麼樣的政府造就什麼樣的人民,在去中心化的場景下,是什麼樣的人民造就什麼樣的政府。

以上就是在瘟疫的日子裡,我的一點點思考。反思中心化的弊端,想一想去中心化怎麼做起來,坐言是為了立行。

古人說,靜言思之,不能奮飛,而對我們來說,靜言思之,不如奮飛。

期待在災難的洗禮之後,我們會更理解自主和自助,期待中國出現更多更好的,基於區塊鍊和去中心化精神的公益組織。

 

轉貼自: 動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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